年轻人为何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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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曾经的女大学生张冬宁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起因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江歌案”：2016年11月3日，江歌在日本被害，凶手被判刑20年；次年8月，不服判决的其母江秋莲发起寻求判处凶手死刑的签名活动，与她素不相识的张冬宁在网上看到后，画漫画侮辱、讽刺这对母女，在微博上被转发1500多次，点击浏览1000万次以上。

今年初，江秋莲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这个伤害自己母女的人，她惊讶地发现，这个女孩子看上去文静俊秀，丝毫不像能干出那么恶劣行径的样子。当问及为何无端伤害自己时，张冬宁说，三年前正在读大学，“由于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心情抑郁烦躁，于是到网上发泄”，她说“对不起”，随后说“阿姨我想早点回家，我想妈妈了”。这番话一时让丧女的江秋莲当庭落泪。

她说的是真心话吗？很多人并不相信。网上就有人说：“恶人只是后悔自己被抓了，才不会愧疚呢。”情感专栏作家“囧之女神”也说：

张冬宁当恶人时冷血暴戾，毫无同理心，对丧女的江阿姨大肆侮辱。被抓了又可怜巴巴，“想妈妈了”，希望利用江阿姨的丧女悲痛，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同理心。其恶毒和自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她内心是否真的这样，不得而知，但道德审判不难，难的是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心理，因为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并非个别人“坏”而已，如果我们不理解其社会成因，那么类似的事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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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为何要在网上无端伤害另一个陌生人？简单地说，不为什么，就像张冬宁说的，常常不过只是因为自己不爽而已。像这样的事，在网上比比皆是，所谓“喷子”横行，他们的愤怒其实往往与被喷的对象无关。

心理学上将这种心态称之为“转向攻击”，即某人在遭受外界压力后，不是直接攻击施压者，而是发泄在第三者身上——就像一个懦弱的小职员，在单位不敢反抗老板，回到家里打老婆孩子出气。所谓“强者拔刀向更强者，弱者拔刀向更弱者”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时代，年轻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既无处疏解，也无人宽慰，更麻烦的是，有时甚至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这压力来自何方、又何从反抗。此时，网络空间就成了所有人的减压阀，无论是把这里当作树洞还是发泄口，如果还不受惩罚，那就更好了。

现实中的熟人社会，对人的行为有着天然的制约：你如果伤害了人，可以马上感受到对方的痛苦、损害双方的关系，还可能遭到报复，但在网上，一个人就很容易失去现实感和边界感，因为那些都是抽象的、间接的。

前一阵还看到有人分析说，“B站的火爆本质上是这一代年轻人变得无比孤独”，其主要受众是1995-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作为独生子女，他们生来没有兄弟姐妹的概念，甚至丧失了现实中除了应酬之外的交际能力和交流意愿。这种孤独感与网络的虚拟空间相互强化，因为年轻人都涌入网上寻求认同感。

这催生了中国特殊的网络社区氛围，很多内容都逐渐细分化，所谓“信息茧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习惯在封闭的网络社区圈子里活动，此时，你甚至根本无法感知另一部分人的认知——圈子的边界就是你认知的边界。

于是，一个人很容易出现看似矛盾的双重疏离：一方面，对近旁人是疏远的，对从未见面的网友反倒可能心意相通；另一面，跟自己亲近者的悲欢是相通的，但对圈外陌生人的痛苦则变得更为隔膜。

因此，张冬宁的表现是合乎逻辑的：虽然乍看她对受害者母女的痛苦冷漠无感，却表现得自己很可怜，但这是内在一致的，那就是缺乏共情能力，心里只有自己的感受，但对他人的痛苦无感。“未被社会化”最终滑向“反社会”人格。 

如果对他人无感，伤害是在所难免的。就像《面对面的杀戮》一书所指出的，亲眼见识战场残酷的步兵，愿意继续征战的比例只有战机驾驶员的约一半，因为飞行员看不见地面血肉模糊的惨状，对他人的痛苦只能间接、抽象地感知，因而他们较他人更易嗜杀。这根本不需要他们比他人更残酷、恶毒，甚至谈不上对受害者的恨。

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张冬宁个人多么可恶，而在于有一大批人其实都和她有着类似的心态，只不过没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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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人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二次元”），他们恐怕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干坏事，只是现实感已经钝化了。就像崔健唱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曾看到有不少人说过，对现实中的异性完全无感，就只喜欢二次元的人物，虽然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就是没办法改过来。

虚拟空间的意识，现在已变成现实中的心理问题。对习惯了这种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肉体就好像只是自己意识所栖居的容器，网络世界比现实更美好、甚至更真实。

久而久之，甚至出现了“虚拟对现实世界的殖民”，也就是说，希望现实世界就跟虚拟空间一样。日本动漫《凉宫春日的消失》仿佛就是其写照：一个人不仅可以选择，而且虚拟世界还能替代现实，最终主人公宁可待在虚拟世界，不愿意回到现实中去了。

虽然网暴的伤害人所共知，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施害者往往从中并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很多时候，人们除了发泄之外，倒是为了寻求社会认同。

翁贝托·埃科在《隐私权的沦丧》一文中说，“在如今这个流动的社会里，人人都身陷价值观和身份的危机，不知哪里才能找到识别自身的参照点”，这样，人们往往不顾一切地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早已将道德弃之不顾，很多人不惜抖搂自己的隐私，只是为了从被人瞩目中获得满足感，因为，“于他们而言，那是获得社会存在感和参与感的唯一渠道”。

张冬宁的所作所为看来也吻合这一点：她不但攻击、发泄，还画了漫画来讽刺、侮辱，所得到的则是自己那几条微博被广为转发。对一个丧失了现实感的孤独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刷存在感的仅有办法之一。至于当事人的痛苦，对她而言恐怕并不构成什么困扰。

问题是，在那屏幕背后的并非只是一个虚拟形象，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传统上，中国社会的情感纽带都是和具体的人联系的，几乎是自发生成的，但如今，要对陌生人的情感产生共情，却需要培养起一种抽象的能力。这是从未有过的巨型社会实验。

这确实非常难，有时你简直会觉得没办法避免不伤人。坦白说，我自己也有过，尽管我从不开口骂人，只是在转发时当作一个社会现象来分析，但当事人却可能觉得我是在针对他/她。都是素不相识的人，也没耐心听你澄清解释，取关、拉黑不省事多了嘛？

这个边界究竟在哪里，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互动中也一直在流动变化。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太过越界，侵犯他人的权利，否则，“现实”就会闯进来，打破虚拟世界的梦幻。

这时候你或许会发现，相比起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反倒会安全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人倒是越来越不敢在网上说什么了，在私底下交流还更敢言，因为这样至少你知道扩散范围有限、不会留下证据，互动双方也彼此相识，清楚边界感在哪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讽之处：虚拟世界过度膨胀之后，我们将再次发现现实世界的好处。